编者语：本工作笔记由已经举办76期的原“连线华尔街”电话会议、和已经举办70期的“华尔街金融观察”合并而成，为中国与全球主要金融市场上的金融专业人士的内部专业高端业务交流的纪要，不代表任何机构的意见。本期报告由巴曙松研究员和居姗博士（
jshan818@163.com）共同整理，仅供内部参阅，请勿对外提供，未经书面同意，不得摘录和发表，谢谢。报告未经主讲嘉宾本人审阅
文/卢咏（永亚公益咨询公司创办人兼总裁） 3:44 flower 来自金融读书会
【本期主题】
美国公益投资运作
【主讲嘉宾】
永亚公益咨询公司创办人兼总裁 卢咏女士
卢咏，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学士，耶鲁大学国际关系硕士，是永亚公益咨询公司创办人兼总裁，也是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在纽约地区的代表。卢咏在美国顶尖的非营利机构有着长期的管理和研究经验。她曾任美国公益筹款和战略咨询公司CCS项目执行总监，美国百人会研究部主任，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经理和《卡内基中国透视》月刊首任主编。曾策划管理美国女童军协会百年诞辰纪念等多项大型筹款活动，也是筹建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的首批顾问之一。卢咏于2011年和2014年分别发表了系统介绍美国公益事业、全面展示现代社会组织运作的专著《第三力量》和《公益筹款》，获得了各界的广泛好评。
【会议纪要】
在集聚华尔街精英的群体中讨论公益显得很特别，华尔街似乎应该关心怎么赚钱而不是怎么捐钱。为什么要在这里讨论这个话题呢？有两个重要的理由：第一，公益和社会组织最能反映一个国家的精神和文化本质，对于中美关系来讲，我们往往注重外交关系和经贸关系，却忽略了对中美社会生活的深入了解，两国的民间社会需要有深入的互动。对于华人来讲，了解公益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中美国情，在双方之间拓展事业，而且可以更多地参与公益，为中美交流做出贡献；
第二，公益是财富的归宿，是社会资源的第二次分配，做公益其实也是一种理财，是一种投资，和商业投资有所不同的是，公益投资追求的是社会价值的最大化回报，这是每个有识之士需要掌握的本领。当年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就曾感叹到：捐钱比赚钱难。他就是财富积累如山，才创立了第一个现代公益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雇佣专业人员以科学系统的方式来捐赠他的财产。无独有偶，中国首富马云在谈到公益时，也感叹到花钱比挣钱难太多了。他认为现在中国的公益慈善缺乏基础设施、法律体系和整个人才体系的培养。捐赠面临着我们把钱交给谁的问题，而这不是一夜之间就可以建立起来的，所以今天讨论的主题是公益投资，将围绕四个话题展开：
第一，公益的力量。介绍公益在美国社会的角色和规模；
第二，公益和金融业的关系；
第三，美国人为什么乐善好施，讨论美国捐赠的动因和现代公益的理念；
第四，公益运作专业化。这既包括公益机构如何提高专业化管理水平，也包括捐赠人如何提高自身的战略眼光，实现公益投资的社会回报。
一、公益的力量和魅力
什么东西最能代表美国文化呢？是自由女神像、麦当劳、好莱坞吗？我认为最能反映美国文化本质的并非是那些直接触摸得到的东西，而是渗透在社会生活每一个毛孔中的强烈的捐赠文化。在美国捐赠是无处不在的，马路、树木、建筑物甚至是路边的长凳子上随处可见刻着的人名，这是人们对他们的捐赠表达感谢和认可的一种方式。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和生老病死也都离不开非营利机构，学校、教堂、医院、老人院、博物馆、图书馆、研究所、行业协会、各类慈善基金会，基本都是私立的非营利机构。非营利部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5%，工作人员占全美劳动力人口的10%以上，超过金融业的从业人口。
图1 Salvation Army筹款活动
图1是在纽约的中央火车站门口拍的，那时是圣诞前夕，这两位志愿者是在为Salvation Army（救世军）这一扶贫组织进行筹款，他们很起劲地放着欢乐的圣诞音乐，摇着小铃铛，请求路人在一个小的红铅筒内为贫困的人捐赠，让他们过一个好年。这是一个很有名也很传统的红铅筒岁末筹款活动，在美国每年将近一半成人都会像这两位大叔一样为公益机构做志愿者。在纽约或其他大城市几乎每天都有各种慈善筹款晚宴，是企业高管和社会名流社交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图2 罗宾汉组织基金会年度筹款晚宴
图2是纽约扶贫组织—罗宾汉组织基金会的年度筹款晚宴。罗宾汉是个传说中的人物，要劫富济贫。这家基金会集中了很多华尔街和好莱坞的名人，2015年的晚宴筹到了超过一亿美元，有四千多位捐赠人。罗宾汉基金会的创办人是对冲基金Tudor Investment的创办人Paul Tudor Jones，他是华尔街的一个传奇。我把我写的有关美国公益的书送给他，他非常高兴说“美国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拥有很多私人创办的公益机构，你是把我们最棒的东西介绍给了中国”。
确实，最大的财富藏于民间，最大的创意力量和意愿也在民间，非营利机构为美国人的日常生活提供各种服务，然而非营利机构还有一些影响更为深远的功能，比方说他也是美国重要政治生活的参与者，有些非营利机构从事政策研究和国际事务，在公共政策制定和外交领域中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这种成熟的公民社会，起决定性的绝不是少数在朝的政要。我们熟悉的中美乒乓外交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乒乓外交的组织者就是纽约的一家非营利机构，叫做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
图3 乒乓外交照片
图4 基辛格与李连杰
图3中的两张照片的十分珍贵，是我在写《第三力量》这本书时，采访曾经亲历乒乓外交的委员会副会长时他给我的，左边是他们机构当时出版的有关乒乓外交的期刊，右边是我本人喜欢的一张照片，可以看到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在1972年刚刚抵达美国第一站底特律时的珍贵瞬间，这的确是中美的破冰之旅。而现在这个时候在西雅图，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也是接待习主席晚宴的组织者。图4这张照片也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珍藏的，与基辛格博士握手的这位小男孩就是中国公益先行者之一李连杰先生，他是壹基金的创办人。
图5 美国2014年的捐赠分布
下面全面看一下美国非营利部门的情况，图5是捐赠美国提供的最新数据，美国2014年的捐赠总量达到3584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了5.4%。从这幅图上大家能感受到的最明显的信息是什么，我觉得对中国公益很有启发的一点是，个人捐赠始终占美国慈善总额的绝大部分，2014年来自个人的捐赠要占到72%，远远超过企业或基金会等其他捐赠渠道，家族基金会和遗产捐赠其实也都属于个人捐赠。个人无疑是公益的领头军，这和中国目前的情况不太一样，中国还是以企业捐赠为主导，而在美国企业捐赠只占5%。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捐赠绝不是富人的特权，数据表明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95%的美国家庭定期向公益机构提供捐赠，中产阶级和低收入群体的捐赠占总捐赠额的50~80%，占一大半，也就是说对温饱有保证的人大多数每年都捐钱，这成为了一种生活习惯。
图6 美国捐赠投向分布
那么美国人的捐赠最多用于支持哪些领域呢，中国人的捐赠主要用于哪些呢？从图6中可以看到，宗教是捐赠最多的领域，占32%，也就是捐给各类的教堂，接下来分别是教育、人类服务、基金会和医疗，只有2%的善款是直接捐给个人的。可见美国公益超越了帮助个人的层面，并且它不仅包括扶贫帮困、救急救难传统的人类为主的慈善行为，还包括宗教、教育、科学研究、医疗、文化艺术等非物质类的公共需求，以及从发展层面对社会公共事物的关注，如刚刚提到的公共政策和国际关系、环境和动物保护也是公益性的诉求。而根据胡润的最新报道，目前中国人的捐赠主要集中在振灾和捐赠人的家乡建设方面，教育也是比较大的一块，主要集中于扶贫奖学金和盖建教学楼，很少去支持教授和科研，跟美国比起来范围就相对狭隘了。从这里可以看到，美国非营利部门经历了从个人慈善到专业化制度化的过程，成为现代分工社会的专业服务形式，这在中国也会成为一种趋势。
二、公益与金融
图7 美国捐赠额趋势
图7显示了美国自1973年有权威统计数据以来的捐赠趋势。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美国已全然走出了捐赠低谷，获得了历史的新高。美国人的公益精神源于传统的文化精神，是他们的核心价值观之一，从这些数据看，捐赠的韧性和恢复能力是非常强的。公益行为和金融市场一样是有周期性的，股票市场是捐赠的晴雨表。研究表明，当股指上升时，人们就更愿意慷慨解囊，这一点对于高收入群体特别明显，因为许多高收入者都持有一定的股票资产。研究还发现捐赠受经济好转的影响比经济萧条时更大，也就是说当经济走上正轨时能较快的带动捐赠的回升，这也解释了为什么2014年的捐赠反弹到历史的最高。
图8显示了捐赠和标准普尔500指数之间的密切关系，总体上看跟标指的动荡起伏相比，捐赠的曲线要平稳缓和的多，并且通常在股市动荡一到两年之后才作出明显反应。比如1999到2002年，尽管股市剧烈下跌，捐赠总额只是略有下滑，到2007到2008年标指爆跌40.7%时，捐赠总额仅下降了9.5%。
图8 捐赠和标准普尔500指数之间的关系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下，非营利机构的发展不但受股市波动的影响，他们也会积极利用金融市场的运行，来对资源进行管理，实现公益资产的保值和增值，使得公益机构能够可持续性地为宗旨服务。19世纪初美国东北部聚集了包括哈佛大学和麻省医院等规模宏大的非营利机构，这些机构的捐赠基金是当时最集中的资本市场资金来源，正是为这些公益资产提供投资服务才促成了现在投资银行在美国东北部的诞生，所以完善的现代金融系统对于公益机构的健康运作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国家金融业的成熟程度与公益机构的可持续发展具有联带关系，这一点在中国也一定会体现出来。
捐赠基金是捐赠人指定非营利机构永久保留的公益资产，机构一般不动用本金，却可以根据需要和捐赠人的意愿使用资产投资的营利部分，人们常说某家非营利机构很有钱指的就是它拥有雄厚的捐赠基金。美国许多老牌的非营利机构都拥有捐赠基金，那是他们长期积累下来的财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财富都属于公共的资产，只能用于机构的运作和发展，而不能用于任何个人的分红。美国目前前三家最富有的非营利机构都是私立大学，分别是哈佛大学358亿美元的捐赠基金，也可称为校产；耶鲁大学239亿美元和斯坦福大学200亿美元。
图9 罗德奖学金大楼和苏世民项目学院
再举两个捐赠基金的例子，图9里的照片一张是牛津大学罗德奖学金的大楼，一张是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正在建设中的新学院蓝图。罗德奖学金是由英国矿产大享Cecil Rhodes创办的，他把遗产捐给母校牛津建立国际奖学金项目，要培养具有高度公共责任感的世界领袖，这笔钱就作为捐赠基金永久支持奖学金项目的运作。罗德奖学金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奖学金项目，也被公认为是最有声望的，全球录取率为万分之一。一百多年后的今天，罗德奖学金有十五位理事负责监管，不仅靠原来的捐赠基金运作而且也接受其他的捐款，为项目不断注入新的发展机遇。苏世民学者项目是我本人参与担任顾问的一个项目，它由黑石集团的创始人兼董事长Stephen A. Schwarzman先生在2013年与清华大学合作创办，它效仿罗德奖学金的模式，旨在培养了解中国的未来世界领袖，Schwarzman除了自己一亿美元的捐赠之外，同时在全球征集总共四亿美元的资金，为这一项目建立捐赠基金，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国际筹款活动。
非营利机构需要对捐赠基金进行有效的投资管理，投资多元化是近年来非营利机构特别是大型的捐赠基金会及大学捐赠基金的趋势，这一趋势深受耶鲁大学捐赠基金的影响。过去捐赠基金往往只投资资产流动性大的股市或债券市场，行为十分保守，然而耶鲁大学的捐赠基金在David Swensen的领导下，大胆投资于流动性稍差但稳定性及回报率较高的主动型投资渠道，如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通过对历史数据和投资预期的科学计算，Swensen用现代投资组合理论来分配对不同金融领域的投资比重。这一方法被称为耶鲁模型，他的先锋理念为许多公益资产投资人带来启迪。资产投资不当会直接导致非营利机构的失败，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麦道夫骗局，在2009年曝光后导致了四家公益基金会的破产，这些基金违背了投资多元化的原则，把所有资产或一半资产交给麦道夫一人管理，这种单一的风险极大的投资方式是被美国法律禁止的，如果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监管不力，纵容了麦道夫的诈骗行为，那么正是这些基金会在资产投资方面没有做好足够的功课、理事会监管失职才导致他们走向毁灭的惨痛后果。
三、美国人为何乐善好施？
全世界的富豪什么是体现他们社会地位的标志呢？豪宅、名车、名船和奢侈皮包吗？我们中国人的购买率在全世界已经有目共睹了，这或许能说明中国的地位有所提高，但是这远远不够全面。在西方世界，富人的共同点就是在公益领域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其实正确的花钱和赚钱一样，是需要许多智慧和技能的，我一直说捐赠好比一种高尚的消费行为，它需要理性的盘算，最终是要为社会带来利益，为自己带来乐趣。筹款的过程就是在细心的引导人们捐赠，教会人们享受捐赠所能带来的乐趣。在英语中利益和兴趣都是一个词，interest，可见人的利益既包含纯粹利已的物质目标，也包含满足非物质精神兴趣的目标，人们之所以捐钱，也是利益和兴趣共同促成的结果，体现人性的两面性。很多人说捐赠是美国文化，美国人的特质，在中国不一样，我不这样认为。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还是世界任何一个角落，人性都是有两面性的，乐善好施也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和儒家、佛家思想的传承。中国也一定有潜力发展公益。
那么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下，捐赠作为一种投资，能够给个人带来哪些回报呢？首先从无私的角度来讲，捐赠为人们提供了自我实现的机会，给人们带来精神上的巨大回报，黑石集团董事长Stephen A. Schwarzman先生曾经这样感叹到，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限，谁也不知道何时将从这个世界上check out，所以应该做一些有意思的事。
从自私的角度来讲，第一通过捐赠有利于改变商人贪婪谋取利润的形象，从一介商人踏入意见领袖的行列，将财富转化为影响力；第二捐赠能让人建立高层次的人际网络、积累社会资本、经营社会关系，反过来有利于他的企业和事业的发展。这也可以解释美国人为什么愿意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来担任公益机构的理事。就像金融家和慈善家Peter Peterson所说的“建立各种机构的合作，极大地扩大了我的交际圈，帮助我遇到了很多与我有思想共识的人”。
四、公益运作专业化
现代公益的有效运作需要一个有效的支持系统，其中两方面的因素十分关键，一是公益机构必须要提高专业化的管理水平，提供一个公正、可信和有效的机构形象，人们才可以放心、开心的捐钱；二是捐赠人要提升自身的公益素养，形成文明的、有战略性的公益思想。对于公益投资的对象和回报要有合理的期待，如果能做到这两点，类似马云所说的花钱比挣钱难太多的烦恼便不复存在了。
要了解公益如何专业运作，首先要搞清楚非营利机构和商业公司的区别。在美国，非营利机构和商业公司一样，属于私人部门，这是和政府的公共部门区别开来的，非营利机构同样以市场支配资源的原则运作，它通过市场化经营获得利润，也就是财务盈余，完全是合理的，而且对机构的可持续发展是十分必要的。非营利机构和商业公司的本质区别并不在于他们是否有能力获取利润，而是在于他们对待利润的不同分配方式。非营利机构没有所有者或股东，他们不将财务的盈余部分进行分红，盈余部分是要用到项目和机构的再发展中去的，比如学校收学费，学校理事会是不能分红的，对学校的捐助一旦捐出来了就是公共的经费，理事会也不能分红，这种利润的不可分配性是非营利机构和商业公司的本质区别。
图10 美国公益机构经费的主要来源
看一下美国公益机构的经营模式就非常清楚了，从图10中可以看到，刚才讲的那么多捐赠，但捐赠远远不是美国公益机构经费的主要来源。最主要的来源其实是提供社会服务所收取的费用，占75%，这在教育尤其医疗领域尤其突出，这当中包括许多政府通过外包公共项目给公益机构，以及向个人提供医疗补助等方式直接和间接的支付费用。捐赠是第二位，占14%，政府的其他资助占9%，公益机构的收费服务大多是以保本微利为诉求的，也就是说收费在抵冲成本以外得到一些盈余用于机构的再发展，可见美国社会事业市场化的运作特征十分明显。
图11 美国高等教育管理状况调查
按市场原则运作就意味着财务盈亏是衡量机构是否健康运作的标准，图11显示了美国高等教育管理状况的调查，半数以上的大学校长每天都要花时间在筹款和预算方面，这一比例超过了其他任何工作。不仅大学如此，在任何公益机构，筹款都是机构领导者的首要任务，业内一般认为公益机构的领导人应该至少将一半精力投入到筹款中去，理事会的最基本职责就是监督财务和保证机构的经费运转，如果做不到这些，便不是称职的领导层。所以公益机构的专业化首先要从筹款的专业化开始。
要钱意味着什么？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的文化中，向人要钱都是一件让人羞于启齿感到不自在的事情，但对于公益机构来说，筹款不仅是资金的发展，更是对支持者群体的发展，是一个寻求进步、赢得支持、建立合作、壮大事业的过程，是公益机构存在的根本价值。对于捐赠人来说，如果没有人向他们筹款并提供专业的捐赠渠道，他们即便想捐也不知该怎么捐。在美国的很多调查显示，大多数人捐钱的主要原因十分简单，就是有人问我要了，可以想想为什么教会总是能筹到很多钱。
所以筹款的观念要转变，筹款是社会对公益机构的功能期待，筹款者在提出捐赠请求的时候，应该满怀自信和自豪，因为在这一刻，他们代表的不是普普通通的自己，而是代表他们所属的机构以及机构的宗旨，同时筹款者是在为捐款人提供一个参与公益事业的机会，他们要向对方显示，捐赠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是一份特权。提供捐赠之后，捐赠人能够从一个外人变成机构支持者中的一份子，像合伙人一样共同为某项社会事业努力，筹款正是这样一种值得尊敬的专业服务行为。市场化经营为社会部门引入了自由竞争机制，使得机构不得不把服务对象和捐赠人的需求放在第一位，这正是现代公益机构的最大优势，因为有了竞争和比较，有了财务和生存压力，才会更好地满足公众需求。
在美国，筹款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志愿者的作用。这里简单谈一下理事会在筹款中的角色。公益机构理事会的功能可以概括为四个：机构的治理者、捐赠人、联系社区的外交家以及参谋。在美国，对理事会的筹款功能有一个通俗的说法，“give，get or get out of”，要捐的出钱，筹得到钱否则就下台。背后的逻辑是这样的，理事会既然有权确认机构的战略重点、批准项目、通过预算，就有义务保证这些项目能有足够的资金得以运作，这不该只成为工作人员的责任，其他捐赠人也想知道，理事会捐了多少钱，并把他们的资助额作为自己考虑捐赠的尺度。从美国的观念来看，理事会是机构最忠诚的守护人，如果他们都不愿意捐钱，其他人就更没有理由了，所以筹款应该从理事会开始，这是理事会应尽的道德义务。
在获得了捐款之后，机构的专业程度体现在问责性、治理和监管上，问责性关系到公益的精神和核心价值，在每一家公益机构的灵魂深处，必须有一种意识那就是他在接受赠款的同时，也就接受了捐赠人服务于公共利益的神圣信托，所以良好的问责性是从业人员最基本的专业素养。从具体的管理操作来讲，问责性表现在履行对捐赠人的承诺，尊重捐赠人的慈善意图，将善款用到实处，感谢捐赠人兑现匿名权和认可的整个过程。问责性也表现在机构设有捐赠资产投资、财务和人事管理的规章制度，在机构治理和财务报告等方面向捐赠人和公众保持透明。
图12 捐赠者认可手册
图13 捐赠者年度报告
图14 捐赠基金财务报告
图12-14是体现问责性的例子。图12是美国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所制作的捐赠人认可手册的封面和目录，图13是美国纽约市立大学工程学院为一位捐赠人提供的年度报告封面及总结信，图14展示的是某一个捐赠基金的财务报告。
最后来讨论从捐赠人的角度看，应该如何提升素养。捐赠人首先要明确自己的权益，捐赠人在考虑如何分配善款时，就仿佛投资者在决定怎样运用他的财富去投资。在做出选择之前，投资者需要了解每种投资产品的影响、风险、回报及其运行情况。同样捐赠人面对着形形色色的非营利机构及其公益项目，他们也有知情权，需要在了解和研究的基础上做出决定。图15是一份叫做捐赠人权利的文件，它是由美国多家行业组织于1993年共同完成的，被整个筹款业所接受，其中包括保护捐赠人的知情权、问责权、隐私权等等。
图15 捐赠人权利文件
捐赠人还应当战略性地思考公益投资，让捐赠真正起到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在美国，高收入群体越来越习惯于以战略性的思维方式来决定善款的分配，一时冲动式的捐赠行为减少了。数据显示，大多数富人有捐赠战略和计划（约71%），并且有捐赠预算（约61%），他们力求将赠款投入到最有广泛、深刻、具有持久影响力的地方，他们比较清楚的明白什么是自己最为关切的领域和地域。越来越多的高收入群体将善款捐向基金会、慈善基金、捐赠人定向基金和公募机构等资金专业组织，由专业人员协助调查、评估和确定捐赠的方向，这个比例在美国是19%，高收入群体在制定慈善计划的过程中多数也会征求外部第三方专业人士的建议，其中最为常见的是他们的经济顾问和会计，此外还会咨询财产规划或非营利领域的律师，以及他们的慈善家同仁，他们也会咨询非营利管理方面的顾问和专业从业人员。
图16 美国高收入群体最高额赠款的使用目的
还有一个重要特征是越来越多的富裕人口乐意为非营利机构提供日常运行和能力建设的资金。图16展现的是美国高收入群体最高额赠款的使用目的，可以看到61%的富人将他们最大的一笔赠款用来支持受赠机构的日常运作，另有21%的富人将最高额赠款用来支持机构的长远发展，比如建立捐赠基金。对于公益机构来说，最难筹措到的就是那些能够用以维持和扩大运作成本的资金，因为捐赠人往往更希望资助能直接看到成果的具体的项目，但事实上任何机构都需要充足的运作资金来得以发展，这包括加强和执行项目、启动新创意的能力、雇佣和培训人才、扩大服务市场，更新设备、规避财务风险等需要。美国人能够看到这方面的需求，希望将来在中国做公益也能有这种立足长远的趋势。
五、问答环节
Q1：可否多谈谈法律税收方面的具体措施？中美差异？
A1：大家都知道公益机构在美国免税的特权，但是这种特权伴随而来的是社会对它的高度监管，这种监管远远超过了对商业公司的监管力度。简单介绍下，首先是有州政府的监管，创办公益机构要向州政府注册，从事筹款活动也要州政府的批准，因此州政府的司法和行政系统对于维护纳税人的利益、监管公益机构担负着最根本的职责。其次是联邦政府的监管，这主要体现在国税局对公益机构的免税，法律规定，除了宗教组织之外，所有公益机构都需要获得国税局的批准才能享受税收优惠，获得税收优惠后必须向国税局递交详尽的年度报告，这份报告必须是公开的文件，是公益机构面向公众的脸，国税局有权索取更多信息并通过独立审计核查报告的内容。第三是出资方和捐赠者的监督，政府部门首先就是公益机构的重要出资方，他们通过外包和资助的方式为公益机构提供大量资金，因此政府会严格监督它的项目，民间捐赠者也对公益机构提出很多要求，不透明的机构是吸引不到赠款的，捐赠者倘若对受赠机构不满意，会收回或停止捐赠，许多公益基金会对受赠机构有明确的项目评估标准，定时要求成果汇报。最后还有民间行业组织的监督，行业组织为公益机构提供评估、信息和培训服务，比如有个叫指南星的组织，它在网上提供几乎所有公益机构递交给国税局的年度报告，任何人都可以免费查阅，这些做法就提升了整个行业的透明度和问责性。整个监管体系采取的是这种政府和民间相结合的办法。
Q2：请问您对中国公益发展现状和未来走势的判断，美国经验应该如何学习借鉴?
A2：美国是市场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它的现代公益体系已经发展一百多年了，每一个关心中国公益的人都会问这个问题，中国公益会沿袭美国的模式还是会开创出自己的道路，我想中美的公益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在美国的模式不一定可以在中国用，也不是说只有一个模式是成功的，可能有很多模式会出现也都会成功，但同时我也相信美国的公益理念和公益机构的很多现代化管理的经验还是有很多值得国内借鉴的地方，特别是公益机构管理的模式，像刚才提到的筹款的管理、理事会的运作等等，这些都是值得国内思考和借鉴的。
Q3：请问，1.美国捐赠的数据是如何统计的2.对慈善机构的监督是如何进行的？中国红十字会的事在美国可能发生吗？
A3：在美国，一个比较权威的统计机构也是一家非营利机构，叫Giving USA Foundation，对整个非营利部门的捐赠以及各方面的统计，使大家能够跟踪40多年的数据，这属于非营利部门内部信息上的支持。对于慈善机构的监督，上一个问题也有回答过，主要是政府和民间相结合的一种方式。对于红十字会的事，最近美国也有过质疑，说他们在非洲做一个项目，很多钱并没有像他们承诺的那样真正的运作到项目中去，所以这种质疑也会存在，但美国的整个司法系统还是比较完善的，整个大环境比较好，所以贪污腐败的事会有发生，但一旦发生了，会给整个机构带来非常不好的影响，甚至关门绳之以法，所以简略的回答是会有发生，但概率很小。
Q4：通过和苏世民等慈善家近距离接触，您认为他们是如何为公益项目提炼理念，设立愿景的呢？另外，记得有个美国网站定期公布筹款成本数据，甚至排名。过于“奢侈”的筹款方式因此会被披露并警示。记得克林顿基金会还因此受到指责。
A4：跟这些慈善家比较近距离的接触，我个人感受比较深的是因为很多慈善家本身也是非常成功的企业家，很多人像苏世民那样都是靠自己打造了一个大的公司，创办了自己的企业，这是美国慈善家最主要的一部分，就是创业者企业家，等到他们功成名就之后，他们就都会把运作在商业部门的一种企业家的精神也运用到社会部门当中去，运作到公益的事情上去，所以这些相当聪明也相当成功的人会把他的聪明才智放到公益领域中去，对自己的公益行为也是非常有战略、有计划的。
美国对于非营利机构的筹款成本方面，跟中国一样也受到很多关注，大家尽量要把成本压的越低越好，这也是过去普遍的一个观念。但我也想提一下的是，一些最新的理论和呼声是这样认为的，非营利机构在控制成本的同时也应该认识到非营利机构要获得真正的发展，也需要在合理的程度下获得运作成本资金的支持，美国越来越多的捐赠人也认识到这样一个需求，如果一味要求非营利机构降低成本的话，这等于是限制了非营利机构长远的发展，所以一味的说控制成本，并不是一个机构成本越低运作的就越好，这是认识上的局限性。除了行政成本之外，非营利机构的表现好坏还体现在其他很多方面——透明度、治理、领导力和公益成果。如果一味、盲目或过分地强调降低行政成本，会在无形中阻碍许多非营利机构的成长，导致它们光顾着迎合捐赠者紧缩成本的要求而放弃了必要的管理建设，形成“非营利饥饿”的恶性循环，这在一定程度上反而抑制了公益机构服务社区、谋求发展的自由度。这一点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都是值得注意的。
Q5：请问欧洲的慈善模式与美国有什么区别吗？
A5：美国的民间公益非常繁荣发达，应该说是非常美国的现象，和美国整个国家的形成、历史文化、观念是密切相关的。从欧洲的发达国家来看，他们的公益总体而言，民间公益的确没有像美国这样活跃，很多事情还是通过政府来解决，以前有句话是“在英国看贵族，在法国是看政府，而在美国是看民间组织”来解决这些问题，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许欧洲的这种模式对中国的公益机构的发展和与政府的合作会有更多的借鉴意义。
我觉得对于中国的当务之急来说，是要营造一种环境，吸引公益投资，并让它规范地运作。首先是市场经济能得到健康的发展，使社会财富的涌动成为一种新常态；第二是私有财产一定要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如果人人都怕露富，那公益是一定发展不起来的；第三，完善现代金融系统对公益机构的健康运作十分重要；第四，需要健全的法制环境；最后，要建立公益的信誉。怎么样才能提高诚信呢？公益机构就必须要提高专业化管理水平，创造一种公正、可信和有效的机构形象，人们才可以放心、开心地捐钱，才能在社会服务市场成为政府有力的合作伙伴，和企业有力的竞争对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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