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在美国，心肺复苏获救率排名第一的地区，每5人中有1人能起死回生；而在上海，这个几率目前还只有1%水平。
如果一个人心脏骤停，在短短几分钟的黄金抢救时间内，有多大比率被救活？在美国，心肺复苏获救率排名第一的地区，每5人中有1人能起死回生；而在上海，这个几率目前还只有1%水平。
日前在沪举行的中美日急救医学国际高峰论坛，透露了这组相差20倍的统计数据。业内专家认为，我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急救医疗水平差距，缘于人才序列、教育培养、技能普及等多层面的机制原因。
车多人少，入不敷出
目前，“车多人少”成为沪上急救系统的一种无奈：120救护车相对而言并不缺，缺的是车上的“急救英雄”。与全市面上的“医生荒”相比，急救医生更是连年来陷入不可持续的“循环圈”——人员短缺直接导致急救医生加班加点，处于“连轴转”的超负荷工作状态；正是这份“人少钱又少”的苦差事，每年离职的急救医生人数大于新录用的人数，导致“入不敷出”；有时车辆配不齐随车急救医生，便难以及时发车施救，于是市民们发出“叫120难”的呼声。
据统计，沪上半数左右的院前急救工作者从业都不到5年，整体呈现人才流失之势。此次访沪的美国威斯康辛医学院代表团介绍，他们所在地区之所以凭借“19%”的心肺复苏获救率领跑全美，得益于一支精良齐整的院前急救队伍。根据美国通行的医护人员分类结构，在其医疗体系中，院前急救医生与院内临床医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才序列，急救医生有专门的工作评价和考核方法。但在我国，院前急救医生并非独立序列，他们的工作性质、待遇和地位，似乎在院内临床医生之下。这种用人机制，也造成大多数医科院校临床专业毕业生只愿“驻院”，而不愿从事院前急救跟车随行。因此，眼下业内几乎只能从外地医科应届生中招录急救医生。
定向急救，育人起步
与之对口的人才培育方面，我国现行的医学教育体系中几乎没有专门针对院前急救的专业系别。一年前，市教委、市卫生局、市发改委、市财政局等10个委办局联合发文，由上海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接受市政府委托，根据院前急救医师定向培养制度，增设了临床医学（院前急救）专业方向，专事培养急救专业人才。临床医学系主任秦啸龙介绍，去年首届招收了68名三年制高专学生，今年将继续保持这一规模，向本地急救医疗系统输送新鲜血液，但这仍不足以填补全城急救医生的缺口。
更令秦啸龙忧虑的是，国内急救医疗教育和人才培养尚未接轨国际，师资教材、实习操作、执业标准等方面还处于建设起步期。去年9月起，他们与新华医院急诊科以及威斯康辛医学院开始合作，此次与美方签约引进“全美急救体系项目”教育模式，共同开发课程，并达成师生交流培训机制。“急救英雄”其实是高度自动化的。秦啸龙认为，经过这番从理论转向实践的教改，希望院前急救专业学生建立起程式化的职业反应能力，脑中植入一份清晰高效的急救路径图。比如根据病人病状，决定现场施救还是车上施救；若逢灾难险情，先救谁、后救谁；随车人员之间，又如何心手协调、默契配合。
硬件到位，全民互救
急救成功率的背后，还要靠“全民急救”来支撑。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急救专家的眼中，包括上海在内的全国各地，一种傻瓜式的自助急救装备还十分稀缺。那就是“体外心脏除颤器”。在国际上，机场、车站等人流密集场所，挂壁式的除颤器与灭火器一样，已成为与消防设施同等重要的公共安全设施。早在1999年，芝加哥国际机场就率先安装了体外心脏除颤器，结果在最初10个月发生的14例猝死风险事件中，有9名旅客得以成功保命。
按照国外惯例，在救护车或专业人员到达现场之前，公共场所的体外心脏除颤器可供非医务人员使用，而国内的除颤器则主要成了救护车上的标配，在现实中往往鞭长莫及。事实上，几年前，国内大城市航站楼也陆续配备了这种设备，但时至今日，其普及度与知晓率还都很低。有些机场里，原本供旅客开启的除颤器，一部分已被上了锁。究其原因，便是长期以来“旅客不会用，医生不需用”的现实。
医疗界人士认为，基于体外心脏除颤器的急救意识与技能，在国外几乎成为一种公民必备素质；而在国内，除了硬件设施到位，在公众层面的简易急救培训还须跟上。只有“硬件+软件”同步推广，才能大幅提高心肺复苏获救率。
来源：中国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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